No.250 迈克尔•欧克肖特 约翰•洛克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1-15 15:48:20

马华灵  译

尽管约翰·洛克还有其它头衔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名声,但是,我认为他首先必定被看作一位哲学家,并以哲学家为世人所怀念。因为虽然他获得其应有名声的哲学著作是其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之一生的闲暇时光的产物,并且,这些哲学著作直到他48岁之后才得以出版并完成,但是,洛克的哲学是他这个人的特征,并且对之后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的哲学不在其生命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必定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人类理解论》是一部被诸多缺陷所束缚的著作,既有观念上的缺陷,也有写作上的缺陷。《人类理解论》最初并不是从任何彻底的怀疑(即任何清除旧思想的怀疑主义)开始,而是从好奇与些许困惑开始。洛克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在其日记中俯拾即是,他的传记作者言道,他“对有益于人类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一点”。实际上,怀疑一切以及代表人类的思想而提出过分的主张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个观点是洛克哲学的启示,同时,这既是他写作开头的偏见与妥协,也是他写作结尾的结论。洛克是一位谨慎而有耐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没有什么悖论,也几乎没有任何争议性:他的推理没有鲁莽的成分,他的写作中也没有令人惊叹甚或卓越的地方。《人类理解论》也许比任何其它业已出版的哲学著作都要缺乏杰作的特征。纯粹“合理性”在哲学中是一种脆弱的特征;它被时间所左右,而不任由大胆与卓越摆布。因为在哲学中,大胆创新的东西具有煽动性,并将一直保有重新焕发的力量,然而,谨慎而合理的东西不久就被淡忘,对之留下的是令人昏昏欲睡的印象。而跟信服相比,彻底且明智的怀疑总是难上加难。而当他转向哲学,即只为自己设置一个适中的任务时,对于这个拒绝职业机会,拒绝在教会中晋升的人来说,他无须担忧他无法在那个领域崭露头角。因为《人类理解论》没有哲学系统,只有通过探究思想的特征,从而谨慎地尝试确定我们的知识范围。这是一种关于人类理解之范围的观点。而这种态度意识到的是分类、区分与分离,而不是一致与统一,因此也要为洛克哲学中的许多缺陷负责。从其谋篇布局可以看出,他的著作注定不具有决定性,并将导致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的特征,既是该哲学的卓越之处,也是该哲学的缺陷之处。根据这种特征,洛克被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认为是第一个把常识引进其作品中的哲学家。但是,这是一种危险的混合。常识与哲学并不能相符;而一旦常识被当作哲学真理的标准,其结果就是错误。

约翰·洛克

但是,对于一位哲学思想家来说,较为有特色且重要的不是他所得出的结论,而是他开篇的方式。而正是在这里,洛克把自己表现为一位真正的、也许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一颗渴望拥有真理的头脑”(这当然是基本的)之外,洛克还由于他的独立思想而脱颖而出。他的思考是他自己的;他并未愚蠢地尝试使自己同时成为学者和哲学家。他在哲学方面并未被误读;但是他明白,哲学家的事业是去思考,而不是去阅读,去认识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他人的思想。他言道:“我确定,在随后的讨论中,抛弃权威或追随权威都跟我无关:真理是我惟一的目标,不管真理将我引向何方,我的思想都会不偏不倚地追随,而毫不介意任何他人的脚步是否行经此地。我不是要对他人的观点表达应有的敬意;而是,最崇高的敬意毕竟是出于真理。我希望我这样说不会被当作傲慢:如果我们在源泉中探索理性与反思性的知识,在对事物本身的思索中探索这种知识,并且我们使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他人的思想去发现这种知识,那么,在探索这种知识方面,也许我们该做出更大的进步。他人的观点在我们的脑中飘荡,这绝不会使我们知道得更多,就算这些观点恰巧是正确的。”洛克的独立与谦逊是引人注目的,因为这两个特征也许是他的性格中惟一毫不妥协的特征,否则这两个特征已经被克制了。并且,洛克不只是一位独立而率直的思想家,他还选择了一种跟他的思维方式相符合的写作方式——一种口语化方式。他既不愿意使用学院化语言,也不愿意单纯翻新其前辈的观点。但是,在写作方式这个问题上,不能说他是完全成功的。因为不管以社会交往的语言讲述你想讲的东西的价值是什么,它有时会导致误解,而这可能可以以另外的方式加以避免。例如,洛克以口语化的方式使用“经验”这个词语,产生了一种自始至终都在分裂其哲学的含糊其词。他并不是一位特别伟大的作家,从而无法采取既不使用术语,又不产生含糊的写作方式——这只是为了眩晕。不过,洛克的本能是哲学家的本能;他的伟大成就是系统地思考而又避免创建一个体系。

这种类型的哲学是思想家用来满足其本人之思想而建构起来的哲学,他既没有受到诱惑而要使之成为杰作,也没有被煽动起大胆创新之心。我们不能指望这类哲学会成为这个世界长期而有影响力的事业。而事实是,整整一个世纪,洛克的《人类理解论》都是哲学关注的中心,不只是在英国(平庸的哲学在英国比在其它地方有更多机会),并且尤其是在法国(在法国,人们会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妥协,并且谦逊会被误会为缺点),这个事实似乎需要解释。洛克对18世纪法国思想产生了影响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理解论》在1700年被翻译为法文,并被百科全书派接纳为其官方哲学,直至他们提出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哲学;而甚至那时,他们所提出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仿效洛克。伏尔泰在《哲学通信》(Lettres Anglaises)中领头对洛克齐声喝彩。他言道,许多作家书写了灵魂的浪漫;而洛克书写了其历史。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中称:“牛顿敢于做或也许已经做过的,洛克也去做且成功做到了。”狄德罗承认自己是洛克的信徒。而爱尔维修与孔狄亚克则推崇洛克,挪用了洛克哲学中的大部分。不过,我认为,洛克哲学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其质量。具有影响力的不是洛克,而是对洛克的歪曲。因为法国思想家们把这位基督教徒、英国人、清教徒且谨慎的思想家,看作自然神论的创始人以及唯物主义的信徒。他们创造了一个体系,但是在洛克看来,这个体系只不过是在方法上尝试清晰地思索知识的限度,而他们以这个体系的名义扰乱了这个世界一小段时间。然而,洛克的影响在英国本身才是最直接且最真实的。霍布斯被唯物主义所感染,贝克莱与休谟(两人都非常感激洛克)被悖论所感染,而尽管洛克遭到了批评与反对,他还是在英国哲学中获得了至高的地位,并且在一段时间里占据着这个至高的地位。

《人类理解论》,洛克著
商务印书馆

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值得关注且值得纪念的不是《人类理解论》的作者,所谓的“经验哲学”之父,抑或皇家学会的创始会员,而毋宁是参与创建辉格党并且为自由主义赋予其信条与学说的那个洛克。洛克最早的传记作者认为,正是“自由之友们”欢喜他的传记。自由主义当然不是洛克创建的;但是,洛克充当了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滤器,通过这种方式,清教主义的过度与“狂热”被清除了,从而转变为18世纪为人所知的辉格主义以及19世纪为人所知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变得可敬的清教主义,而洛克对这个“抢救工作”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洛克的宽容学说(有限的宽容),自由学说(合理的自由),个人主义学说(不是狂热的个人主义),人民主权学说(主权有时被人民行使)以及财产学说,都是现代自由主义得以萌芽的种子。或许,只有“国籍权”与“人种的可完善性”才是之后加到自由主义中的两个重要理念。洛克相信科学,相信自由,相信进步,相信财产及所有权的满足感,相信稳定,相信适度,相信妥协,相信真理(自由主义真理)是伟大的并将盛行;而正是因为他创建了以这些信念以指导的不亚于其政治观的人生观,他被看作自由主义之父。当然在洛克之前也有其他人是自由主义者,也有其他人在实际应用这些理念方面比他做得更多,但是,没有人对这些观点中的这种最不全面性给出更加全面的理解。洛克是那种比保守主义本身更加保守的自由主义之信徒,那种自由主义的特征不是毫无感觉,而是对新事物涌入的一种危险而毁灭性的毫无感觉;那种自由主义知道自己的限度所在,对极端之物充满恐惧,它把自己的高尚之手覆盖在任何危险或革命之物上,以此掐灭这些危险或革命之物。而对于洛克来说,自由主义既是其性情之一部分(洛克“从不说任何会震骇或伤害任何人的话”),也是其深思熟虑的人生观与政治观。

如今,我们是否应当充满感激地记住洛克性格与作品中的这一面,我认为,这必定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现在洛克的信条比任何其它无论什么都更加不能赢取支持者了,这点至少是值得关注的。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刺激下,自由主义似曾转型为某种不那么乏味且经过布置了的东西;但是,洛克的精神占了上风。如今这种自由主义的命运似乎可能是在遗忘中死去。对于那些支持一种彻底的伊壁鸠鲁式个人主义的人们来说,洛克的温和个人主义没有任何吸引力。对于“痴爱自由”的任何人(像蒙田那样)来说,洛克“对自由的坚定热爱”似乎比奴隶更加糟糕。民主、议会制政府、进步、讨论与“合理的生产力伦理”,所有这些观念都跟洛克的自由主义不可分离,但是,这些观念如今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人的反对;这些观念不但荒谬而破碎,而且还枯燥乏味。确实有许多反叛针对所谓的维多利亚主义,然而实际上,这种反叛毋宁针对的是洛克及其自由主义遗产。这种自由主义可能已经赋予我们各种自由权(尽管这是可疑的),并且可能是关于反复出现的事物的观点,但是如今,这种自由主义不再是那种得到关注抑或得到切实尊重的自由主义了。我当然不单单指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以及作为一种社会信条的自由主义。除了这些,洛克的自由主义还涉及其它领域;但是无论何地,这种自由主义都寿终正寝了。例如,在神学中创造了可敬的革命,并确定其界限所在的那种自由主义,跟支持民主之可敬的自由主义一样,都已经寿终正寝了。而无论何处,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致命的是它的无限但却任意的适度。

洛克的生活与性格,犹如其哲学与自由主义,充满着富有教益的对比。他对其时代的政治影响巨大,但却都是间接影响;他从不相信登台亮相。他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却是一个既不狡诈又无野心之人。他是一个记账的单身汉;一个从未拥有自己的家的资产阶级;一个没有任何财产的有钱人。他的一生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度过,从事过许多职业;但是,在他的性格中却没有世界主义者的成分。他是一个事务缠身的大忙人,但却似乎一直悠闲自得。他度过了他的一生,然后在18世纪死去,口中没有留下任何警句,但是这再合适不过了。除却他对适度的热爱,他对万物均是适度的。他的性格毫不狂妄;他是温顺的,而他名震寰球,绵延至今。

本文选自Michael Oakeshott, The Concept of a Philosophical Jurisprudence, Imprint Academic, 2007。最初发表在Cambridge Review, 54 (1932),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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