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之上的敬畏

发表于 讨论求助 2020-02-14 16:13:15

在马克·吐温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张百万英镑钞票》中,读者明显感到有两股力量——荒诞之力与浪漫之力——自始至终纠缠扭斗在一起。从场面上看,荒诞之力似乎一直占据着优势,故事主人公亨利·亚当斯仅凭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钞票,非但没有饿死街头,反而畅通无阻地在世界第一大都会里花天酒地地生活了一个月。那些挡在他面前的各色势利鬼,只要一见到那张附有魔力的通行证,无不立改一秒钟前还刻在脸上的傲慢与不屑,马上低眉下气、满面堆笑地围着亨利团团转起来。街头的各种报纸,不论是英格兰、苏格兰还是爱尔兰的,更是兴致勃勃对这位“坎肩口袋里揣着百万英镑的人”连篇累牍地报道,亨利的名位一路攀升,最后竟“超越了所有非王族的公爵,以及除英格兰大主教而外所有的宗教人士。”[1] 如果不是拿他做赌注的两位老富翁及时返回,这出闹剧恐怕会一直演下去。

尽管整个伦敦城里上至公卿大人、下至市井小民,各色势利鬼们一个个都很现实,可现实到了对一张不能兑现的百万英镑钞票顶礼膜拜,为之神魂颠倒、不辩东西的份上,难免做尽蠢事,荒诞之极!然而,就在马可·吐温把这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们看,让人觉得生活中的一切毫无意义而可憎时,故事将近结束之处,读者却惊奇地发现:长久蛰伏的浪漫之力已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冲出恶俗的重围,宛如一束金色阳光穿透阴霾的天空,落在亨利和他一见钟情的女友波琪娅这对幸福的情侣身上,连带着把整个伦敦城中大街小巷也映照得熠熠生辉起来。

浪漫之光照在亨利身上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这位乐观、机灵又不乏古道热肠的美国小伙儿尽管被莫名其妙地推到闹剧中心,可他自始至终没有被拜金的荒诞之力给击倒!的确,在故事刚开始时,饥寒交迫的亨利没能象冷面天神般抵挡住百万英镑的诱惑,为了活下去,不得不担惊受怕地利用它来搞点吃穿。但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了亨利所能够控制的范围,白天他趾高气扬地享受着那张不凡钞票带来的奢华生活,“可以说快乐到了晕头转向、如醉如痴的程度。”不过,每到黑暗降临,他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大难即将临头的恐怖预感,在汉诺佛广场上一家高级豪华旅馆舒服的床上,整夜“痛苦地呻吟,翻来覆去,没法入睡。”[2]

因为不能坦然享用来路不明的快乐,所有花销都被亨利仔细记下,他甚至莫名其妙地坚信:自己一定能胜任拿他当赌注的老富翁许诺给他的职位,等一切都恢复正常后,只要拿出两年薪金就能还清这段荒唐时光欠下的所有债务。看来百万英镑钞票巨大的魔力并没有使亨利觉得欠债可以不还,别人的钞票可以随意花销,他的灵魂也因此躲过拜金的漩涡,没被卷进由黄金铸就的地狱之中。虽说亨利并不完美,但他就象一面微尘遮蔽的镜子,浪漫的光束照上去后仍能反射出光彩,让人借以发现暗淡周遭并非全是深渊。

于是,通过这束淡淡的反光,我们不无诧异地发现那些整天围着亨利转的势利鬼们居然也没有一个见财起意,计划着干脆干掉这位人生地不熟的外来傻小子,把那张无所不能的钞票据为己有。伦敦城里拜金的巨浪虽然强大,可它还是被结结实实地挡在了财产权坚固的堤坝之下!

 

一个拜金气十足的社会里,居然能将尊重财产权当作常识,看来一定有着某种比黄金还令人崇拜和敬畏的东西,这东西甚至深扎于势利鬼们的心中。否则,难说人们不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对待手握百万英镑钞票的亨利。就在马克·吐温生活的时代,世界上不少地方大行其道的正是这“另一种方式”,比如当年孙中山先生在村塾读书时,就亲眼目睹了一伙海盗光天化日下冲进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华侨家中,把屋里所有财产洗劫一空。事后,被抢的华侨绝望地哭诉道:“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了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攒的钱,现在全被强盗抢走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还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有保护了……”[3]

先生生逢乱世,清廷衰弱,国家动荡,政府和法律都成了空架子,莫说财产,就是性命也不一定能保。可帝国若是处于稳定时期呢,比如大宋朝江山未遭到金人侵凌,帝国上下一片歌舞升平之际,百姓财产是否可得安保?在《水浒传》里,孟州地界上的金眼彪施恩在快活林开了个酒肉店,生意越做越火,“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4] 结果招来蒋门神,把金眼彪一顿拳脚打得两个月起不得床,酒肉店也被他夺去。这般明打明抢官府不闻不问,只因为蒋门神的后台正是孟州守御兵马张都监及其手下张团练。看来情况并不好,甚至更糟,因为伸手的不仅是强盗。

比之弱宋,强大王朝中百姓的家门同样挡不住贪官悍吏。《原化记》里的吴堪,因“家临荆溪,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曾秽污。每县归,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感动得溪中白螺化为女子,与吴结为夫妻,可好日子没过两天,“时县宰豪士,闻堪美妻,因欲图之。”[5] 衙门里的官吏不但不保护百姓,居然和地方豪强恶霸一起四处搜刮民间,甚至连人家妻女也不放过,真是何等邪恶!吴堪的故事源于晋朝《白水素女》,从晋朝一直讲到大唐盛世,以后又入了明末白话小说,绵绵不断,而且愈讲愈生动,愈讲愈详尽细致!

贪官恶吏到处横行,国家难道就没了法纪?其实,大中帝国历朝历代的法律制度都很发达,可惜那些纷繁复杂的“王法”只被“看做是政府用来自上而下地惩罚那些破坏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行为的手段,而不是将其作为维护自身权利、主张个人要求并排除他人或政府对自身权利的侵犯的工具。”[6] 当遭受侵犯的百姓若去报官,官府首先关注的并非诉状要求是否属实,而是诉讼请求是否由所谓的“讼棍”代写。嘉庆皇帝曾特别叮嘱官员:“审理词讼,各衙门凡遇架词控诉之案,必究其何人怂恿,何人招引,何人为之主谋,何人为之关说。一经讯出,立即严拏、重惩,勿使幸免。”[7] 看来,小老百姓捧着诉状入公堂,先得当“被告”受审一番,搞不好冤没伸了,反倒挨了板子、遭了夹棍,风险实在太大!而当百姓遭受的侵犯来自“大人”时,民告官更是鸡蛋往石头上碰,还不如去烧香拜佛,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吧。

假如亨利带着那张百万英镑钞票来到如此地界,别说百万英镑的钞票,就是千万英镑的钞票,估计也会被上上下下的恶人们弄到手,再变戏法般地兑出白花花的银子来。与之相比,到处势利鬼的伦敦,竟变得格外美丽起来,这多亏有了那比黄金还令人敬畏和崇拜的东西,可它究竟是什么呢?

 

在小说中,亨利之所以感到“自己正站在一片半寸厚的地壳上,它下面就是一个火山口”,[8] 是因为百万英镑钞票不属于他,他每天是在花别人的钱潇洒。对于这样一笔别人的巨大财产,按理他只该站在一边,要么冷眼旁观,要么像伦敦城里那些势利鬼一样流着半尺长的涎水崇拜地瞻仰着。可如今,亨利只觉得自己已经犯了罪,惩罚如同即将冲出地壳的熔岩,刹那间就能把他的一生彻底毁掉。看来,百万英镑钞票呼风唤雨的魔力是一回事,百万英镑钞票的所属权又是另一回事,前者令人充满爱欲,后者却让人望而却步。围在亨利周围的那帮势利鬼甚至比亨利还理解这种区别所在,即便是公爵大人,除了对亨利表示尊重外,也没谋划着要串通银行行长、议员政要,一起“因欲图之”。

财产权的威严之所以如此强大,根本之外就在于人们对于财产与个人尊严的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德国法学家耶林明确指出:“所有权无非是扩展到物之上的我的人格的外缘而已。”[9] 如果一个人的财产——其钱财、房屋、土地——随时可能遭受劫夺、拆毁、霸占的威胁,而国家权力不但不能为其提供庇护,反而有时也是构成这种威胁的因素之一,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被剥夺了人格外缘的人,就象是被剥了皮的树,恐怕是再也不能茁壮成长了。

英国人在更早时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洛克在《政府论》中写道:“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0] 他又特别强调说,“如果以为任何国家的最高权力或立法权能够为所欲为,任意处分人民的产业或随意取走其任何部分,这是错误的想法。”[11]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英格兰上上下下的国民紧密联合在一起,开动整个国家暴力机器来看护和保卫他们自己的财产,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真是一点也不逊色于半寸厚地壳下奔涌的岩浆!

进而言之,人们之所以相信国家、政府的力量,又是因为这些暴力机构对所有权的看护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平稳运行的,而整个大英帝国的法治“实际上是通过议会优越于王权乃至行政权而发展起来的。”[12] 这议会的立法权——国家最高权力——归根结底又是受托于人民,并且一旦“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署名或更换立法机关。”[13] 究其根本,人们对于国家和政府的信任,最终源自于对他们自己的信任。而所谓拜金之上的敬畏,不过是人们对于自己完整人格尊严至为严肃的热爱与珍惜。

孔夫子曾经说过:“人之过也,各於其党,观过,斯知仁也。”(《论语·里仁》)从马克·吐温这篇脍炙人口小说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伦敦社会之“过”,可深入分析下去后,这种“过”中所包含的“仁”也显现了出来。于是,那些围着亨利转的势利鬼、拜金小人们变得不再那么令人厌恶,毕竟百万英镑钞票并非他们最高的崇拜对象,在此之上,还存在着他们已视为当然从而不知不觉的对于这张钞票所有权的敬畏,而这又是他们对于自己所定立之法真心崇拜、对践行此法的民治政府真心信任的体现。发现了这种“仁”,不能不令读者在失望之后,重又看到了希望。 

 

注释:

[1][2][8](美)马克·吐温:《马克·吐温中短篇小说选》叶冬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245页,第253页。

[3]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明)施耐庵:《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

[5]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选(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04页。

[6][7](美)D·布迪、 C·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第263页。

[9](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10][11][1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 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7页,第86页,第91页。

[12](日)大木雅夫:《东西方的法观念比较》华夏 战宪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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